1427年的佛罗伦萨。在社会阶梯顶端的人都是这个城市中强大的行会的成员，而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则从事拍打、清理和洗涤生羊毛的工作。

快进到近600年以后的今天，尽管工作可能发生了改变，人却没有。身处顶端的还是那些家族。

意大利央行(Bank of Italy)的研究者们以姓氏（某些姓氏只属于某个特定地区的人）为索引，对自1427年人口普查以来佛罗伦萨不同家族的境况变迁进行了调查。他们发现，在2011年收入最高的5个姓氏在6个世纪以前也是精英，当时这些姓氏的人是律师或者羊毛、丝绸和鞋匠行会的成员。研究人员发现，有迹象显示，在银行和法律等精英行当中，有一些家族世世代代把持高位。

并不是说没有社会流动性。中下阶层的人们有相当不错的几率能够上升到更高的社会阶层，但似乎有一层“玻璃地板”防止上层社会的人们滑至底层。

佛罗伦萨并不是唯一的例子。多项研究（通常使用较为罕见的姓氏来追踪家族在多个世代的境况）发现，从瑞典到中国，彼此差异很大的国家都有类似的情况。在英国，这种效果似乎要持续近6代才会逐渐消失。

所以呢？只要穷人能够变富，我们为什么还要在意有没有一层“玻璃地板”保护富人不会变穷？直到不久前，我们并未太在意这个问题。但现在我们可能必须在意了。

相对流动性和绝对流动性之间是有差异的。相对流动性衡量的是，你最终是否踏上了与你父母不同的收入或者社会阶层。这是一个零和游戏：如果有人往高处走，就会有另外的人不得不往低处来。

绝对流动性只衡量你是否最终比你的父母过得更好，不管其他所有人的情况。在整个20世纪，随着经济扩张、家庭收入上升，许多国家的绝对流动性都提高了。发达经济体的格局也发生了改变：（伴随着高等教育普及率的提高，）专业人士和管理人士职位增多，创造了额外的顶层空间。

去年我采访过72岁的英国人玛丽昂•金伯利(Marion Kimberley)，她就是借上了这股东风的许多人之一。她的母亲当年每到要交房租的时候就会急得直哭，金伯利是家中第一个上大学的；她还记得父亲在得知她第一份工作——担任学者——的工资比他高时的兴奋之情。

但时代在改变。自金融危机以后，全球增长大幅放缓。有证据表明，现在最小的这一代人可能不会比他们的父母更加富裕。如果“顶层空间”不再增多，社会流动性就会开始看起来更像是零和游戏：有向上的流动，就需要有向下的流动。

是什么阻止了人们向下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社会排斥性分析中心(Centre for the Analysis of Social Exclusion)去年的一项研究，比较了出生于1970年的一些英国孩童的境况变化，其中一些在5岁时接受认知测试时表现良好，另一些表现糟糕。在他们42岁的时候，曾经在认知测试中得分较低、但有富裕的父母的孩子，在劳动市场的表现优于那些父母较为贫穷的孩子。聪明的富家孩子表现也优于聪明的穷孩子。该项研究得出结论，从社会资本、私立学校到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多种强大因素组合在一起，帮助富裕家庭的孩子取得成功。

为了提高相对流动性，你就需要消除这些特权或者找到方法控制它们，让最聪明的人能够上升到顶端，无论他们来自何种背景。

这很难办。很难以公平的方式，把某人的“纯粹天分”和他们后天获得的优势分开。一些大学和雇主正在尝试。英国公司Rare推出了一个产品，使用数据分析，在考虑候选人背景的情况下衡量他们所取得的成就。

这在政治上也暗藏危险。当英国内阁办公室部长上月提出将考虑求职者的学校和家庭背景时，伊顿公学(Eton College)校长沃尔德格雷夫勋爵(Lord Waldegrave)威胁辞去保守党党鞭一职，以抗议在他看来对私立学校毕业生的歧视。

在一场围绕如何分切一个几乎没有增长的蛋糕的斗争中，这些只是刚刚冒头的小冲突。我们要么找到办法重振生产率和增长，要么接受另一种方案，那就是：如果我们想要让更多穷孩子往高处走，我们就需要更多的富孩子往低处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