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日，美国防部长卡特在海军战争学院发表演说时,把中美战略态势比喻成“与前苏联持续近50年的冷战对峙”。并表示:“我们的亚太再平衡不会浅尝辄止,而会长期进行。”卡特还说,美军在南海的行动与反应不过是时代大格局中的一部分,他认为,中国的“内部逻辑”与社会终将改变,那时一切将会画上句号。

卡特的思维无非暴漏了一个问题。

即“消灭萨达姆”和“推翻卡扎菲”这样愚蠢的自杀式战略举措，被西方政治精英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实施，绝非一种偶然，而是其意识形态极度僵化后的必然结果。

科索沃城市乌罗舍瓦茨，穆斯林居民在祷告。1999年，美国率领北约盟国打垮塞尔维亚东正教基督徒，并亲手扶植了自奥斯曼帝国垮台后第一个欧洲伊斯兰国家——科索沃

这种发自于冷战，严重脱离现实的僵化意识形态，使得西方的政治精英在最基本的外交战略出发点上，犯下了几乎不可饶恕的错误。

首先，西方政治精英始终无法有效认识到，怎样的敌人才是其致命的祸患。

从西晋的五胡乱华到盛唐的安史之乱，从罗马帝国蛮族的入侵到拜占庭帝国安纳托利亚的伊斯兰化，导致历史上那些超级强权毁灭性崩溃的原因，从来不是相对虚弱但明火执仗的外部敌人。超级帝国自身内部族群的结构性变异，才是其彻底崩塌直至完全湮灭的根源。

事实上，对于强大的西方文明来说，越过边境缝隙，不断进入其心腹之地的异文明移民，将会是远比中国更加致命的祸患。

罗马帝国的灭亡源于日耳曼蛮族的不断越境内迁

非白人的西班牙语拉丁族裔非法移民，大量偷渡美国，形成难以管制的大麻烦

中东穆斯林大量进入欧洲，如同进入罗马帝国的蛮族一般

一方面，这些异文明移民的极高生育率正在迅速改变西方国家的族群结构。根据2012年5月17日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2011年美国白人新生儿占全年出生儿的49.6%，已史无前例地不足一半；在欧洲，法国的马赛已经伊斯兰化，比利时的莫伦比克也成为圣战者温床，荷兰的鹿特丹荷兰族裔的比例已不到50%。这些转变虽然润物无声，却是完全不可逆的，其所产生的影响将丝毫不逊于安纳托利亚的伊斯兰化（这毁灭了强横的拜占庭帝国根基），并将远远超过两次世界大战。

法国人口结构，在外来移民冲击下正发生改变

美国白人族群优势濒临崩塌

另一方面，西方社会族群结构的改变，使得西方政治结构也发生了深远改变。在法国，穆斯林对选举的影响越来越大；在美国，拉丁与黑人的选票也同样成为竞选成败的关键。不过，真正的危害来自于异文明族裔自我认同的不断加强。欧洲穆斯林本身就拥有强大的宗教政治组织能力，而在美国2016年的总统大选中，真正在选举中获胜的并非特朗普或者希拉里，而是拉丁裔和黑人的自我种族意识。正如观察家所看到的那样，在芝加哥、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州的抗议中，拉丁族裔的自我认同已开始凌驾于美国的国家认同之上。

2016年3月11日芝加哥反特朗普游行中，拉丁族裔抗议者践踏美国国旗以示不屑

2016年3月11日芝加哥反特朗普游行中，拉丁族裔抗议者高举墨西哥国旗

历史表明，近代民族意识觉醒以来，从来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缺少主体民族的情况下，能够长久地维系国家的完整，就像一个缺乏支撑的房子终究会倒塌一样。这是文明冲突的必然宿命，非西方所能例外。

因此，西方文明的真正祸患，在于其内部的族群结构转变。而西方政治精英，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庞大的奥地利帝国，种族成分极为复杂，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使该国崩溃。奥皇弗朗西斯一世这样描述自己的国家：“我的国家像一所虫蛀的房子，如果移动一部分，谁也不知道会倒塌多少。”

苏联灭亡后，俄罗斯大帝国的分崩离析，表面上是共产主义的失败，但实际上是俄罗斯族裔从沙俄时的87%以上，在苏共统治下，迅速下降到1990年49%的结果。

其次，西方政治精英始终无法意识到，她们眼里的某些敌人，其实根本不是她们的敌人。

西方地缘利益的关键在于其全球秩序的稳定与否，因此，真正威胁其利益的，并非那些一心一意稳固自身统治地位的威权政府，而是这些威权政府崩溃之后，从其废墟之中喷涌而出的不稳定极端力量。萨达姆、卡扎菲政权的崩溃、阿萨德政权的瓦解，无一不在诠释着这一逻辑，独裁政权灭亡之后，涌现出的极端力量以及衍生出的难民危机，对西方社会造成了难以估量的冲击。

同样，北京当局本身绝非西方的敌人。

从政治上来看，对于北京来说，维持国家的稳定，确保自身执政地位，任何时候，都是其最重要的关键性利益。这一点，确保了北京对于任何外交战略上的冒险都慎之又慎。在缅甸、朝核、台湾等问题上，北京难以想象的妥协态度并非偶然，而是其任何时候，都以避免卷入可能引发国内动荡的地缘冲突为外交原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从经济上来看，中国是当前国际秩序的受益者，西方维护下稳定的全球秩序，为中国商品的全球倾销，创造了机遇。从经济利益得失的角度来看，世界第一大贸易国的中国比西方更希望保持缅甸、泰国、菲律宾以及印尼的稳定，因为中国是这些国家的最大出口商。这一点，保证了中国绝非贸易孤立的苏联，更不会全球输出革命，破坏自身市场的秩序。

因此，无论从各方面来看，北京都不是西方的敌人，而北京在南海的冒险，本质上是当局安抚国内民族主义的政治举措，而非改弦易张的扩张。

而西方政治精英，将北京当局目为其敌人，实际上是一种冷战惯性下的意识形态盲从。

最后，美国给予脆弱轻率的远东盟友以外交保证，实际上急剧加大了美国的战略风险。

1914年，俄国沙皇给予弱小的塞尔维亚教胞以军事保证，使得俄罗斯贸然卷入了与强大德意志帝国的毁灭性战争；1939年，英国人给予波兰人以军事保证，使得大英帝国陷入了一场自杀性的灾难。事实证明，大国绝不应该轻易地给小国以保证，这不仅是因为这些小国在真正的冲突之中价值有限，更是因为很可能让自身承担难以估量的风险，并加剧冲突出现的可能性。

在今天的远东，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外交保证，无疑会使得台湾独立势力变得更加激进、越南与菲律宾的外交行动愈发倾向于冒险。就像熏干潮湿的柴火一般，美国的外交保证实际上是在增加了冲突出现的几率。

所以，卡特针对北京的外交敌对战略，从根本上来讲，是错误甚至荒谬的。这一战略，不但不可能为美国带来胜利，反而会使得西方痴迷于虚幻敌人的同时，忽略了致命的灾难。而从2016年美国大选之中，美国政治精英对民众现状的无知来看，他们对国内外现实的盲目也并非孤例。

相比于黎塞留与俾斯麦那样的灵活现实的外交先辈，今天西方外交精英意识形态却如此僵化。这又何尝不是西方文明衰落的某种征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