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牌屋》剧组为了走出第三季因剧情拖沓陷于的低迷，本月隆重地推出了第四季；正在热演的这季以弗兰克·安德伍德连任总统的竞选为背景，增加了克莱尔的戏，穿插了安德伍德家庭的内战，以及美国对外的反恐战争，让看完该季的观众都享受了十足的感官刺激。

明眼人看得出《纸牌屋》企图借美国今年总统大选的东风提高收视率，重返神剧宝座；而现实生活中正在展开的美国总统大选如火如荼，其娱乐性并不亚于《纸牌屋》第四季，有些情节和人物几乎可以对号入座《纸牌屋》，其结局恐怕更具悬念。

有意思的是，电视剧中的安德伍德出生于一个贫困卑微的家庭，家里赖以生存的农场差点被银行收回。他经过自己奋斗，从军校和哈佛法学院毕业，一步步走向权力中心，而现实中参加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大部分候选人的出身和安德伍德颇为类似。

在最近举行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一次辩论会上，父亲们分别做过洗碗工、酒吧服务生、邮递员的克鲁兹、卢比奥和卡斯奇集体攻击“含着银汤匙出生”的特拉普。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桑德斯也以在纽约贫民区长大、父亲是波兰来的移民、常年在外靠卖油漆谋生为荣，甚至希拉里都反复强调自己的中产阶级家庭背景。

“出身卑微”、“劳动家庭”，“中产阶级”等字眼在美国大选中总是能引起选民共鸣的热词，因为美国文化最赞赏自我奋斗而成功的人，相信只要像霍瑞修·爱尔杰(Horatio Alger)励志小说的主人公一样艰苦奋斗、秉持“一定能办到"的精神(can-do spirit)，人人都能实现自己的美国梦。

然而，近些年来，国内外唱衰美国的论调甚嚣尘上，指称衰落的标志之一是美国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上升流动性的下跌。连奥巴马总统也在国情咨文中声称美国向上流动已经停滞不前；特朗普、桑德斯等人一再向选民承诺一旦入主白宫，一定要恢复美国往日的荣光，让美国梦成真。

向上流动性问题在学界也引起广泛争议。由美国皮尤研究中心主持的一个名为《经济流动性项目》称美国“经济流动性比人们长期以来的想象要低，”  低于加拿大、法国、德国以及斯堪地纳维亚国家；哈佛和伯克利大学团队的一项综合研究则称过去20年美国向上流动性并未下降。

其实，以上两个常为人引用的研究都有局限性。我们知道，经济流动性可分为两种：一是“绝对”流动性，即孩子们与父母财富对比的升降率；一是“相对”流动性，也就是孩子们在相同或不同的领域上升到比其父母所在社会阶层更高地位的能力，即出身贫寒家庭的孩子转入中、上产阶级的比率。人们常常混淆这两个概念。目前对相对流动性的测量局限性很大，往往只反映了经济不均变化情况，没有足够的数据能够精准地对其进行测量，在与其它国家进行对比时尤其如此。 经济指数并不一定反映一个人的社会地位。譬如，共和党候选人之一、威斯康星州州长沃尔克的财富以负资产呈现，很多的国会议员亦是如此。事实上，最近的大多数研究表明，即便以个人经济上升与否来衡量流动性，美国跟其它发达国家也差不多。如果从美国总统候选人来看，美国从底层向中层，从中层向顶层移动的机会还是远大于其它各国。

我在美国国会工作期间，结识了许多有政治雄心的同事，大部分很优秀，年轻有为，希望在公共服务领域一展身手；也遇到少数自命不凡然、权力欲强的野心家，但坦率说，没有碰到一个像安德伍德的幕僚长和亲信道格拉斯·“道格”·斯坦普（Douglas "Doug" Stamper）那样的邪恶家伙。以下选几个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同事，借此从一个侧面来看看美国社会向上流动的轨迹。

同事一：乔·罗杰斯 （Joe Rogers）

1991年，我进入科罗拉多州参议员布朗办公室工作时，工作人员几乎是清一色的白人，只有一个非洲裔人在收发室管理信件和打杂。一年半后的一天，我旁边的办公桌突然坐了一位身材魁伟、笑声爽朗的黑人，他就是乔·罗杰斯。不久，我们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他是我交的第一个美国黑人朋友。

乔的父亲是一名军人，从越战回来就抛弃了他母亲和兄弟三人。母亲不停地打工，还是不能养活全家，他们靠吃社会福利长大，但乔对福利制度恨多于爱，认为这一制度增加穷人对政府的依赖性，将他们压在底层，让其自尊心磨灭已尽，堵死其向上流动之路。

乔在高中时发现自己有演讲才能，后来靠奖学金上了法学院，在法学院第一年居然在全国律师协会谈判大赛中夺冠，引起关注，一毕业就在西部地区一家顶尖律师事务所工作，成为了一名优秀的商业诉讼律师。但他后来意识到赚钱并非自己的生命追求，故放弃高薪到参议院工作。

乔讲话口无遮拦，嗓门又大，打起电话来让整个开放式办公室的其他人几乎无法工作，立法上没有什么建树，所以很多人不喜欢他。我觉得乔性情率真，有时天真得像个孩子。记得有一次他和太太凯（Kay）与我夫妇双约会，去看《侏罗纪公园》（ Jurassic Park）大屏幕电影，他吓得一惊一乍的，紧张时死死拽住我的手臂哇哇乱叫，引得周围的人发笑。

我发现他有政治家的天赋，举止言谈都有马丁·路德·金的味道，与人交往自来熟，热情专注。我觉得当年曾经解放黑奴的共和党急需非洲裔领袖来扩大选民基础，所以竭力鼓励乔竞选国会议员。他在家祈祷了三天，告诉我决定竞选。

此后的几个月，我们进行了紧张的策划，一起去和竞选专业人士开会，选购他们的服务和软件，我还请我的岳父在科罗拉多州春田市的基督教社区为他举办了第一次政治募捐活动。我们决定将攻击目标锁定在当时权高位重的民主党大佬帕特·斯罗德（ Patricia Schroeder）身上。斯罗德在国会近25年，乔15岁时见她时，斯罗德议员告诉他，“过20年这个席位就是你的。” 我们根据这番话，设计由乔带着记者到斯罗德办公室门前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竞选。这一招很有震撼力，不久斯罗德宣布退休不再参选。此后，她一直担任美国出版商协会主席兼总裁，在民主党内继续发挥影响。不过，乔没有赢得她的席位，另一位民主党女士击败了他。

但是这次练兵让乔信心大增，很快他就从挫败的失落中走出，开始独立竞选科罗拉多州副州长的职位并获胜。1999年，他35岁时，正式宣誓就职，成为美国首位选举产生的最年轻副州长。2000年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大会上，乔是主要发言人，并进入领导核心负责招募更多的非洲裔人才参加共和党工作。但不久，他家中发生内讧，担任乔竞选主任的兄弟，觉得没有得到好处，在一些人的怂恿下，公开与其分裂，爆料媒体，闹得满城风雨。后来乔又跟州长发生矛盾，州长公布了乔的一些不当开支，并通过立法堵死了乔2002年再度竞选的路。最终，乔这颗本来有望成为首位真正黑人总统的政治明星在光焰还未充分闪耀就陨灭了。

我对乔很感失望，终止了与其联系。去年圣诞时，我终于意识到自己的不对，没有尽到朋友责任；乔的殒落有其不检点、爱虚荣的一面，但恐怕也有建制派对他的构陷，于是决定给他发个圣诞卡重续联系，发现他已于2013年突然离世，震惊之余，赶快打电话给他太太凯，得知她也于几个月前因癌症离世。这让我唏嘘不已，愧疚万分。

同事二：保罗·莱恩(Paul Ryan)

保罗是我1995年认识的众议院同事。他那时在堪萨斯州国会议员山姆布朗贝克（Sam Brownback）的立法主任，布朗贝克和我的第一个老板布朗参议员都是主张削减赤字、平衡预算的财政鹰派人物，我当时负责共和党减赤小组的工作，所以工作上与保罗有许多接触。我记得布朗贝克议员那时刚当选，资历浅，安排的办公室都是地下室，而且狭窄拥挤，我们常常在保罗的办公室开会。

真正拉近保罗和我之间距离的是杰克·康普(Jack Kemp)。康普曾是一位著名的美式足球运动员，后来从政成为国会议员，并于1989年－1993年担任美国住房及城市发展部部长。六四屠城之后，老布什总统虽然也谴责中共这一暴行，并象征性地接见了几名中国留学生代表，但在政策上总举棋不定，不知如何应对。当时白宫办公厅发出命令，让内阁成员在中国问题上谨言慎行，不要接触中国民运人士。康普是唯一一名内阁成员无视白宫明令，接见我们全美学自联和其它民运代表的。他的办公室最显眼的地方挂着王维林挡坦克的大幅照片，办公桌上放着马丁·路德·金的雕塑头像，让我们大家都很感动。康普1996年与多尔参议员搭档竞选总统失利， 2009年去世。康普的女儿曾与我在一个查经班学习，让我对这位美国政治家有了更多的了解和更多的钦佩。

后来熟了以后，才知道保罗曾经为康普工作过。他1992年大学毕业后到了美国参议院威斯康星州参议员前威斯康星州参议员卡斯滕（Bob Kasten）办公室当实习生，后来成为助手，跟我的情况和时间相似。不过几个月后卡斯滕被民主党拉斯·法因戈尔德（Russ Feingold）击败。保罗失业，一下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去了国会旁边的一家餐馆当拿最低工资的服务生，直到由杰克康普 、福布斯共同创立的政治改革机构“增权美国”(Empower America)雇佣他作为讲演稿撰写人和经济顾问为止。1995年，保罗从该机构回到国会，为布朗贝克工作。

由于布朗参议员和康普也是密友，均为温和的保守党人，与布朗贝克思想也合拍，我和保罗的工作很顺利。我们在意识形态上完全一致, 我相信保罗和我一样是一个坚定主张个人自由至上、反对大政府、重返立国传统的保守派。

我们所做的工作是一项一项检查联邦庞大的预算，找出浪费和重复的项目, 向两院的共和党提出建议，说明理由，然后通过立法，砍掉这些项目来削减赤字。这个任务一是工作量大，二是取得一直意见极为不易，因为不少参、众议员都持“不要搞到我家后院”的态度。我们有时不得不做出让步和妥协，每次碰到这样的情况，我们都要大肆攻击一番这些人的自私和短视，骂完了还得重新去找项目填补这些缺口。

保罗和我一起为减赤项目工作了近三年，直到他1997年离开国会回到家乡。我认为这个工作激发了他从政的愿望，对他1998年以国会议员身份回来参与预算委员会的工作，以及后来主持该委员会有很大的帮助；他一直都是国会财务保守派的代言人。如果让我选择美国正副总统，一定非保罗和卡西奇莫属，因为只有他们才真正了解美国存在的最为严重的问题，找到解决办法，化解危机。可惜保罗2012年与麻塞诸萨州州长隆尼（Mitt Romeny）搭档竞选失利，与白宫失之交臂。几个月前，由于众议院共和党派系斗争结果，保罗非常不情愿地出山担任第54任议长，因为他知道这意味放弃白宫梦 －－整个美国200多年的历史上只有一名担任过议长的人（田纳西州的James K. Polk）成为美国总统。

保罗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律师，母亲为家庭妇女。在保罗还是少年时，父亲因心脏病过世，家道中落，母亲只好出去工作。保罗在中学时就在麦当劳店里煎汉堡赚钱以补家用。他目前的财富主要是他当税务律师老婆带来的。

同事三：大卫·杨（David Young）

我和大卫共事时间最长。开始在布朗参议员的办公室，他是一名Legal Correspondent（LC），负责回复选民写给参议员的信函，后来晋升为立法助手，负责能源等领域的事务。他是土生土长的衣阿华州人，那时刚从大学毕业，我没有弄清他和布朗参议员以及科罗拉多州有什么特殊关系，因为除非是专业人士，一般外州的人士不太可能被雇佣。

大卫的父亲是美国富国银行（Wells Fargo）的一名高管，母亲是一名钢琴教师，还开一个小型的室内设计公司。他家应当算中上阶层，但据大卫说，他从小就大清早起来，为镇上的居民送报纸，把赚到的钱大部分攒起来，投资股票市场，小部分用来零花。据我所知，他后来用积蓄和投资赚到的钱在华盛顿买了两栋房子，一栋自己住，一栋出租。

大卫活泼、幽默，人又聪明，善解人意，很得大家欢喜。我结婚时，他特地为我举行了一场隆重的告别单身汉派对，让我大开眼界，至今感激他的友情。

布朗担任一任参议员后决定不再连任，大卫先去了肯塔基州共和党参议员邦宁(Jim Bunning)办公室担任其立法助手，很快被提升为主任。这令过去的同事们大吃一惊，因为大家一向认为大卫是个公子哥，做事不太认真，恐怕胜任不了重要的工作。事实上，大卫超出了所有人估计，做得非常成功。邦宁是美国著名的棒球投手，退役后从政。他在第二届连任选举时面临危机，大卫受命成为他的竞选主任，拯救了邦宁参议员的政治生涯，后来论功行赏，当了幕僚长。我们当时虽然各事其主，但时常见面聊天。

他大概提前知道邦宁不拟连任，所以2006年跳槽到自己衣阿华州的参议员恰克·格拉斯利（Chuck Grassley）担任其幕僚长。格拉斯利是资深共和党参议员，目前已在参议院工作了35年，他以严格监管联邦政府著称，常常搞得政府下不了台。最近因拒绝奥巴马对大法官提名进行审议而频频出现在公众视野。大卫在他那里如鱼得水，别出心裁，搞了不少引人注目的议题，展现政治才华，很快就成为参议员最信任的人。

大卫非常有耐心，他一面打造政治网络，一面静静地等着自己的机会。2013年，衣阿华州的资深参议员参议员汤姆哈金(Tom Harkin)决定退休，大卫马上宣布竞选他的席位，期待一步到位，但不久衣阿华州的另一名共和党国会议员决定角逐，大卫权衡得失后决定放弃竞选参议员，而转向竞选该议员放弃的众议院席位。2014年，在国会为议员们服务了17年之后，大卫正式宣誓就职，成为与他们同等的一员。

同事四：马优思·汉兹里克（Mariusz Handzlik）

马优思与我共事的时间最短，前后仅三月，但保持联系的时间最长。2010年4月10日，他乘坐载有波兰总统和内阁成员等高官的图-154型专机在俄罗斯斯摩棱斯克坠毁，机上包括马优思在内共97人在这一悲剧中全部遇难，我们的联系才最后中断。

1993年，马优思从波兰总理办公室来布朗参议员办公室培训，这是美国非政府机构的一个项目，将一些有前途的前东欧共产国家的年轻精英送到美国政府和其它机构参与工作，学习民主国家的管理和运作。我们一见如故，成为好朋友，几乎天天都在一起吃午饭、聊天。谈得最多的三个话题是：上帝、民主制度、波兰加入北约。

马优思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言必称主。他对波兰重构民主制度信心十足，但清醒地认识到波兰必须在安全上依赖美国、经济上依赖德国才能保证民主制度的建立。所以马优思在布朗办公室的工作主要是推动波兰加入北约，他工作异常勤奋，为布朗准备了许多有说服力的材料，让布朗成为国会在该议题方面的领军人物，最终使波兰在1997正式加入北约，为该国提供了日后发展所需的安全与稳定。

他结束美国国会培训后回到波兰，但很快就被派回在波兰使馆担任一秘，后又提为参赞、副大使。在马优思驻美期间，我们两家来往更密切，他的妻子莫妮卡常常带着三个孩子跟我的孩子玩耍，开生日派对等。了解马优思的朋友都知道，他最重友情。他后来奉调回国，每次来美国出差都要和我见一面，当了高官后也不例外。

马优思44岁的一生短暂而多彩，幸运又多磨难。他告诉我，年轻时他曾是波兰职业足球队的守门员，后进入教宗若望·保禄二世（John Paul II）资助的天主教大学学习准备成为神职人员，毕业后感到波兰现实社会更需要他的奉献，而投身外交。马优思给人一种他在跟生命赛跑的感觉，他是个十足的工作狂。极不正常的生活节奏，让他于1998年诊断为脑瘤，不得不实施手术，伤口刚愈合就回去工作。老婆难以忍受被忽略，最终选择与他离异。这一时期是他人生的最低点，因为他太爱自己的家庭了。我们常在一起祈祷、聊天，希望他走出阴影。

马优思没有倒下。我认为马优思的信仰让他没有崩溃，反而激励他奋发向上，成为数届波兰总统和总理极为信任的助手、国家安全顾问，主持波兰外交政策的制定。

对马优思影响很大的另一人是波兰二战时的英雄杨·卡尔斯基（Jan Karski），他是第一个冒死将纳粹德国大屠杀的消息传递给西方世界的。马优思告诉我，他常常去看望这位英雄，陪卡尔斯基下棋。2000年，他俩人下棋时，卡尔斯基心脏病发作，倒下死去之前的最后一句话是“将！”。卡尔斯基的精神影响了马优思的余生。

我常常暗自感叹， 孔子的“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这句话讲得真高明。我在与同事相处中的确学到了很多，受益无穷。除了极少数几个酗酒、吸毒、或因收藏儿童色情照片被判刑的之外，绝大部分我所认识国会同事20多年来逐渐凭自己能力成为各个领域的优秀人才，这表明在美国只要自己努力，一般人都不会被苑囿于人生的起点。

任何健康的社会都必须有一个较高的向上流动率，基于血统、世袭、继承，或者“一家出一个”式的流动已经过时，取而代之的是个人艰苦奋斗、敢于冒险、创新、颠覆、善于终身学习、不断自我驱动的新模式；提升经济流动性的核心在于教育机会均等和放开政府管控，而不是政府人为地再分配来缩小收入差距。

对华裔美国人来说，经济流动性并不太紧要，而提升政治流动性则是当务之急。华人在美国政治领域里长期以来没有突破，至今没有出现一个有影响的华裔政治家。我认为，华人要在政治领域向上移动首先应当认同美国核心价值而不过于强调中国元素，鼓励孩子全面、自由发展，关心地方和社区事务，积极参加学校辩论队和学生政府的工作，鼓励她们通过做义工和见习，从小介入地方和联邦的选举和其它工作；华人社区应当建立多个自己的政治行动委员会，支持华人政治家或能为华人说话的其它美国政治家，输送更多的华人青年到国会和联邦政府，以及各级地方议会和政府工作，有意识地培养华人政治家。如能这样，华裔美国总统也是指日可待的。

再过几天就是令人断魂的清明节，谨以此文追思逝去的同事和朋友乔、凯、马优思，愿他们在天之灵得到安息。（作者韩连潮，转自美国之音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