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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危机:“政治正确”下的媒体失灵
OP 04/26/2016

(文/何清涟)2015年12月31日,德国科隆中央火车站发生了1000余名阿拉伯裔男子分组包围性侵并抢劫90余名德国女性的恶性事件,斯图加特、汉堡也发生了类似事件约10来起。这些事件在社交媒体上传得沸沸扬扬,但德国那么多媒体,却因“政治正确”选择了沉默,直到2016年1月4日,《法兰克福汇报》以《科隆性侵,女市长召集危机紧急会议》(Sexuelle bergriffe in Kln Oberbürgermeisterin beruft Krisentreffen ein)为题报道,德国媒体才纷纷跟进,期间媒体失声了三天整。如此恶性事件的发生,德国总理默克尔与德国政府的失误迟早会被批判。但我在本文中,只想谈谈德国媒体在政治正确的蒙蔽之下,如何丧失了媒体作为社会风险瞭望者的功能。

 

难民强奸德国女性,并非始自新年前夕

 

德国这个民族,从二战之后背上了沉重的道德包袱,非常害怕外界对其种族主义的指责,人人都担心因触碰这个话题而被贴上新纳粹的标签。这就是默克尔至今仍然主张接收难民无上限的社会背景。

 

随着百万难民的涌入,许多德国人认为难民数量已经超过了德国社会的承受能力,但却没有适当的管道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只好聚集在Facebook上表达担忧与不满。但默克尔政府的做法是:将质疑政府难民政策的统统打入“黑暗德国”,其言论一律被看作是“新纳粹的种族歧视言论”,于是出现了德国版的网络监控。2015年9月14日,德国法务部长马斯(Heiko Maas)召见了Facebook代表团,要求建立一个由Facebook、民间社会组织和NGO组成的工作小组,迅速删除“仇恨帖子”,除了删帖之外,还要加强用反证来对付仇外言论。9月下旬,在纽约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间隙,默克尔当面提醒Facebook的CEO扎克伯格,Facebook涉难民种族言论增多,扎克伯格承诺严控。

 

也因此,难民成了德国的法外宠儿。据说,难民在超市偷东西50欧元以下,由政府代偿。店主就算是将警察叫来,也会无罪释放。但德国人及其他国家的移民,只要偷一丁点东西就会遭受处分。零星的难民强奸案也发生多起,由于主流媒体拒不报道这些“不和谐”消息,只关注难民的痛苦,批评德国照顾得不太周到,这些“不和谐消息”就只能在德国人当中口耳相传。

 

科隆12·31大规模难民性侵事件,推根溯源,都是欧洲左派政治长期以来坚持所谓“政治正确”惹的祸,具体来说,则是德国政府不当政策诱发出来的后果。德国媒体在这段时期内,对有关难民的负面新闻采取的无视、默杀报道方针,即使不是助纣为虐,也是推波助澜。这一状况,现在总算有媒体愿意思考了,有篇报道题目为:《科隆性侵之后:媒体失灵怎样威胁社会和谐》

 

萨拉辛:被德国政界与媒体射杀的“带坏消息来的人”

 

我一直对欧洲社会严重左倾的“政治正确”心存看法,德国经济学家蒂洛·萨拉辛(Thilo Sarrazin)的遭遇让我有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

 

德国的移民潮始于二战之后,近20多年逐渐进入高峰,引起了一些有识之士的担忧。2010年8月,经济学家、德意志联邦银行董事蒂洛·萨拉辛出版了《德国的自我毁灭》(Deutschland schafft sich ab)。作者通过对一些统计数据的分析,在书中表达了这样一种担忧:由于大量移民涌入,德国正在走向毁灭。大量来自中东的移民生育率较高,其人数将可能超过德国本土居民。作者指出以下事实:穆斯林移民对融入德国社会不感兴趣,他们不愿依法缴税、不愿为社会作出贡献。生活在柏林的大量阿拉伯裔和土耳其裔移民,从事的行业主要是卖菜和卖水果。由于这个群体数量不断增大,导致德国整体识字率和数学能力大幅下降,德国正逐渐变成一个“笨蛋国家”。萨拉辛特别提到在德国的穆斯林群体,他说:“穆斯林移民无法像欧洲的其他移民群体一样融入当地社会,其原因显然不是基于他们的种族,而是深刻根植于他们的伊斯兰文化。”

 

萨拉辛的这些言论,让他遭受了灭顶之灾。德国各界不在意他讲的是不是事实,而在意他这本书的“政治不正确”。指责他的人马当中,主力是德国政界和媒体,德国总理默克尔则是领军人物。

 

这本书于2010年8月30日在柏林发行。但政界与媒体的围剿却已事先布阵。8月29日,默克尔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说,萨拉辛的言论“完全不能接受”,这样的言论无异于“蔑视整个社会”,其言论具有歧视性,阻碍了德国在移民问题上的讨论,她希望联邦银行就此事进行讨论;德国外长韦斯特韦勒表示,“助长种族主义甚至是反犹主义的言辞在我们的政治表述中没有位置”。

 

德意志联邦银行董事局发表声明,严厉谴责了萨拉辛的言论,指责其言论违背了该行规定,“损害了德意志联邦银行的声誉”。8月31日,德意志联邦银行董事会应社会要求,就取消萨拉辛的董事资格一事举行听证会,听取萨拉辛对自己种种涉嫌种族歧视的言论进行解释,并将讨论如何处理萨拉辛。此后,董事会其他成员达成一致意见,请求总统伍尔夫解除萨拉辛的董事一职。这是这家银行历史上第一次向总统发出类似的请求。萨拉辛在巨大的压力下辞职。他的辞职并未降低民众的愤怒,不断有民众将其称为“种族主义者”,要求其“闭嘴”。

 

萨拉辛不但成为本国政界与人民的“公敌”,还受到欧洲其他国家媒体的激烈批评。英国《金融时报》于9月10日发表托尼·巴伯的评论《欧洲政客不该拿移民做文章》,义正辞严地将萨拉辛批判了一番,还打兔子带搂草,修理了荷兰、意大利好几位“种族主义者”。

 

只有极少数学者支持萨拉辛。德国土耳其裔社会学家内克拉·凯莱克就是萨拉辛的坚决支持者之一。凯莱克说:“萨拉辛是在呼吁我们穆斯林移民反思自己在德国发挥的作用,用种族主义来指责他是很荒谬的,因为伊斯兰并非种族,而是一种文化和宗教。”

 

言论自由是民主社会保持活力的前提

 

美国当然也有“政治正确”这一习惯,但能将“言论自由”和“追求真理”之间的界限划分清楚,认为言论自由只有一个目的,即保证每个人能够说出他自己的声音,保证这个世界永远有不同的声音。而绝不是保证人们只发出一种声音,哪怕公认为这是“真理的声音”。因此,今年在总统候选人竞选时,才会出现川普这位以言论“政治不正确”为显著特点的竞选者。虽然白宫表示不欢迎川普成为总统候选人,但不能强行要求共和党取消川普的竞选资格。

 

美国新闻界的标杆人物约瑟夫·普利策曾有过一段名言:“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报。”由于这一传统,美国坚持一条,不射杀带来坏消息的人,主张媒体人充当“扒粪者”。

 

萨拉辛事件表明,德国媒体缺乏担任“不测风云瞭望者”的意愿。2015年,默克尔的不设置难民接收数量上限的政策与部分媒体及德国人的“欢迎文化”,为德国迎来了109万难民,引发了大量社会问题,比如700多起攻击难民营事件、巨大的社会福利压力、迅速下降的社会安全,以及12·31科隆、斯图加特汉堡性侵事件。面对如此困局,不知德国人是否开始后悔,当年不应该用这种扼杀言论自由的方式对待政治不正确的言论?

 

我真诚地希望,德国媒体今后不要做“灯下黑”,在12·31事件之后痛定思痛,结束过去那种因坚持政治正确只报导光明面的报春鸟角色,对政治不正确的言论给予一点点宽容,不要射杀萨拉辛“这类带坏消息来的人”。在政治正确蔚为风气之时,赞美只是随波逐流,批评则需要更大的勇气与道德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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