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底本应出台的养老金全国统筹方案，结果却没有如期而至。想必是方案还在进一步的商讨筹划之中。全国各地养老金缴费比例并不完全相同，不同城市的收入水平也差距颇大，在这样的复杂情况下，想要统一协调全国养老金，搞出一个大锅饭式的养老方案，几乎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无论在哪一个地方，如今关心养老金方案的人，都不可能是老年人，而是缴纳社保养老金的主力人群，正在为事业打拼奋斗的青中年人群。大家关心的问题说起来无非是：按照现在的养老金标准，等到我们退休的时候，究竟社保退休金能不能够让已经步入老年的我们继续体面的生活？

我们大部分人都或多或少有中国式的赡养老人的经验，大部分是从父辈和祖父辈获得的。比如我们祖父辈们的养老，基本上是依靠他们的众多子女共同负担，似乎养老金并不是他们考虑的事，因为平日的大部分开销都是由家庭成员负担，即使生病住院等等也有社保医保分减负担。

但这种情况在我父辈身上渐渐有所改变，他们开始关注养老福利金这件事，并且，由于生育后辈子女的时候刚好受到计划生育政策限制，因此依靠众多子女共同负担的“养儿防老”策略完全行不通。而到了我们自己这一代，情况只怕是会比父母辈更加堪忧。

80后一代人从工作的第一天开始就一直在缴纳社保金，距离享受到社保金的切实福利，至少要等到65岁以后，以本科毕业23岁计算，要42年以后才能拿到第一笔社保养老金。如此久远之后的未来，确实让人难以预料期间的各种变数。但无论如何，作为没法指望子女养老，而只能依靠社会养老金来安度退休生活的一代人，总难免忧心：假如交了一辈子钱，到头来这笔基金不能负担自己的生活，那么我们的未来将变成什么样子？

显然，当我们老了，确实有从中层收入跌入底层的危险，或者说，我们都有成为“下流老人”的可能。

让我们透过近邻的经验反观自身。在穷困者支援NPO组织工作的日本作家藤田孝典在《下流老人》一书里，提到了日本普遍存在的老年人限于贫困的情况。作者定义所谓的老年人的贫穷，是指个人收入未达到所在地区收入中位数一半的情况。“下流”两字，是指收入水平和社会阶层从工作时候的中等水平向下层滑落，以至于滑落到贫困阶层的事实。不仅收入变得极低、没有足够存款，而且在社会上没有可依赖的人（社会性孤立）。因此，“下流老人”一词，也可以被解释为一种“失去所有安全网络的状态”。

根据作者在书中所说，日本年金制度（社会养老金）已经越来越无法有效发挥功能。2014年高龄社会白皮书显示，全日本只有20%认为能领到10万日元年金，19%认为能领到15万年金，预计能领到30万日元以上的只有 2.8%，超过一半的人年金在10万到20万之间。不难看出，能够获得高额年金的人数非常之少。然而，在普遍拿不到高额退休年金的情况下，退休后的生活将呈现何种面貌？

据日本总务省在2014年的统计，如果是夫妻两名高龄者一起生活，那么包括衣食住行和社会保险等所有的费用，平均一个月需要27万日元。也就是说到了六十五岁，就算一个月有20万日元的年金和其他收入，一个退休者即使有三百万存款，也会在大约四年时间内全部用完。哪怕存款达到一千万日元，也撑不到14年，最终也会陷入贫穷。那些在退休前收入貌似不错的白领工作者，最后都可能无法幸免遇难，陷入到“下流老人”的境地。

情况确实不容乐观。如果日本的老年人贫穷问题都已经如此严重，那么可以推知，在人均收入远不及日本的中国，普通人因为养老问题而从中产向底层滑落，甚至陷入经济崩溃的实际人数比例，也将会远高于日本。

根据民政部公布的数据，我国老年人口在2025年将达到3亿。如此庞大的老年人口数量，要想维持基本体面的生活，需要耗费多少钱呢？假如取社会平均收入的一半的算法，最少需要约2600元（2015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63241元）。一年下来光是发放养老金就得花9.36万亿元，比两个08年的经济刺激计划总量加在一起还多。而且，这个粗略的计算法还没考虑通胀和工资标准上调等推高养老成本的因素。

上哪里去弄这么多钱来发放？虽然现在的社保金对外宣称的盈余超过4万亿，但考虑到现在养老金标准每年上调6%左右的幅度以及数量与日俱增的老年人口，可预见，将来的社保要么入不敷出，压得年轻人喘不过气，要么像现在一样，只能保障一部分人。

退休金实际上不足使用的现实，必然会促使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放弃闲散的退休生活，继续工作。“工作到死”不仅是日本社会的现实，应该也会成为我们未来的常态。

藤田孝典在书中引用内阁府“平成二十六年（2014）版高龄社会白皮书”说：虽然年龄已经超过65岁、但还是迫于生计想要继续工作的人比例高达50.4%，超过总数的一半。希望继续工作的理由当中，约76%的人是因为“可以得到生活费”。而根据日本总务省统计的65岁以上高龄者统计，如果退休后不继续工作，很多人的生活无法持续，这倒逼他们成为了就业市场上高龄的劳动者。每五个退休老人中，至少有两个人依然在工作。

▲ 日本的高龄劳动者

关于退休人员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数据，目前国内尚缺乏相关的统计数据。但是，从我们今天的日常经验来看，有意愿将“活到老，干到老”的目标付诸实践的人，今后可以说是越来越多。若不如此，成为“下流老人”的机会会增加很多。

在操劳一生之后，如果期待维持体面的退休生活，恐怕我们不能寄望于社保养老金。自己投资、自己养老，才是当下靠谱的自我赡养之道。虽然全民性的养老计划对于每个人都有很强的吸引力，但实际上，在政府普遍差钱的今天，大部分国家的全民养老计划，都或多或少有缺陷，挖东墙补西墙属于常态。这不仅仅是中国、日本面临的全民性养老问题，“环球同此凉热”已成目前的共同趋势：前几年，经济一度濒于崩溃的希腊，计划在未来把平均退休年龄由61岁提升至63岁；意大利政府宣布，公务员退休年龄从61岁提高至65岁；法国内阁则通过退休制度改革法案草案，将法定退休年龄从60岁逐渐延长至62岁；法国对岸的英国政府建议取消65岁退休的规定，5年内调高退休年龄至 66岁……

退休年龄越往后延迟，实际上也就越表明这是一种解决养老金不足的缓兵之计。而这种政策推行的直接后果便是，人们不得不工作更长的时间去供养老年人，社会福利资源也将进一步向老年人倾斜，例如医疗资源的80%以上都被老年人占据，年轻人反而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救助，工作人群需要为老年人缴纳的养老金负担越来越重。长此以往，年轻人群和退休高龄人群的矛盾和裂痕只会日益加深。

“如果长寿的人变成社会的包袱，生命的价值本身或许就会受到轻视。”藤田孝典不无忧虑地写道。越来越多的“下流老人”的出现，其最为恶劣的影响在于整个社会价值观的崩溃，高龄者将不再受尊敬。高龄退休者是对社会或经济发展有贡献的人，在大部分文明社会中，高龄者都应该受到众人敬重。但是，如果养老政策无法协调退休人群和工作人群之间的平衡，那么，高龄者虽然已经充分尽了社会责任却无法得到尊敬的时代，或许很快就会到来。

于是，最后我只能求诸于己：别退休，接着打工吧，否则我们的结局就很可能照应了科恩兄弟那部绝世好片的名字——老无所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