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八年前，第一个非裔美国总统、前宪法学教员巴拉克·奥巴马，就要继承这个变动不居的世界。他雄心勃勃、满怀理想，带着“改变”的讯息来到华盛顿。

但是当他八年后离开白宫时，将会发现更深更广的变化非自他起，也因此不受他掌控。在他总统生涯最后的日子里，奥巴马忙于反击俄罗斯的网络攻击，和民主党议员商议如何阻止特朗普内阁解体其进步主义遗产：不管是《平价医疗法案》还是同性婚姻合法化，似乎奥巴马在离开白宫后仍然需要为他的事业而不懈奋斗——尽管八年间在媒体聚光灯下所有人都看得到他的衰老，但是奥巴马仍然只有55岁，比他的继任者年轻一个世代，作为政治活动家正值黄金岁月。

奥巴马任职总统前后的对比肖像

种族冲突的黑洞

热爱阅读《纽约客》的奥巴马是雅痞风范的绝佳代表。《纽约时报》年度畅销书，基辛格博士的通俗著作，面对的就是这种接受精英教育（奥巴马是《哈佛法律评论》首任非裔总编）、胸怀世界的中上阶层高级知识分子。奥巴马是舆论界、演艺界、学界的宠儿。他每一点让阿帕拉契山脉的白人农民和蓝领不满意的东海岸精英做派，都在提示美国的文化阶级，这位总统是他们的同志，也是近一个世纪的进步-自由主义运动的成果。这种超乎政治的审美偏差对于民主党选民对奥巴马的偏爱和共和党选民对他的仇恨很有解释力，却也因为奥巴马的肤色而和美国的种族难题纠葛不清。

种族问题或许是奥巴马曾经带来最大希望、却也留下最多失望的议题。无论对于黑人还是白人，奥巴马的当选一开始都代表着种族和解的希望和未来。但面对风起云涌的黑人平权运动（Black Lives Matter）以及警民关系的紧张，奥巴马政府的姿态和实际手段都有理由令各种立场的人不满。齐默曼（Zimmerman）事件和布朗（Brown）事件中，奥巴马都在第一时间发表非常动情的表达（“如果我有一个男孩……”），但是随后细致的调查却显示事情并不是简单的“白人欺凌黑人” 。这当然引起了包括共和党在内保守派的广泛不满。如果布朗是一位抢劫犯，如果社区义务警员齐默曼出于良好的社会责任感才跟踪马丁，那么虽然两位黑人少年殒命是悲剧，但并不意味着齐默曼和威尔逊警官做错了什么。保守派认为奥巴马的表态是对“法律与秩序”的攻击，但平权运动家会同样合理地指出：奥巴马的八年没有为改变黑人面临的结构性困境做出任何实质改变。成年黑人男性入狱率仍然高企，贫困和歧视仍然无处不在。奥巴马的当选仿佛是美国主流社会购买的一张赎罪券，用象征性的仪式赎买自己实际的罪恶。

 弗格森黑人青年布朗被警方枪击致死后引发的游行

不管两种看法哪一种更加接近事实真相，奥巴马在种族问题上的姿态和言辞确实掩盖了其实际行动的缺失——这种缺失既是其小心谨慎的体现，也反映了其政治纲领的优先所在。奥巴马的肤色让人容易把围绕他的争议和种族问题联系起来，使种族范畴主导了公共讨论的想象和议程，让种族问题进一步曝光，矛盾加剧，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但这也容易让人忽视奥巴马是相当典型的美国中左翼进步主义者，而不是专注于种族议题的平权活动家。“种族牌”或许可以让他在进步主义一统天下的知识界和大城市锦上添花、如鱼得水，但种族绝不是奥巴马念兹在兹的第一要务。

奥巴马医保的代价

最能体现奥巴马雄心壮志、以及执政环境超出个人能力之控制的事实，莫过于围绕《平价医疗法案》（ACA，又称奥巴马医保Obamacare）的争议和故事。在2010年民主党全面占据议会两院，奥巴马主导白宫千载难逢的条件下，参议院不顾共和党的强烈反对，以一票优势通过医改法案，创立了深刻改变美国医疗体制的奥巴马医保。

全面评述总结这一改革的功过非本文所能及。简单来说，奥医保设定了一些政策目标（扩大医保覆盖率、整合医保市场、提供激励控制医疗费用增长），这些目标在美国独特的“私企福利国家”（通过税收等国家政策以雇主为渠道提供国民福利）条件下，以昂贵的政治代价、经济代价得到不同程度的实现。奥医保尽管通过增强日常检查等手段，可以更加方便地发现早期病变，降低医疗成本。但它限制小病报销，重视大病治疗，不成比例地提高了稍健康人群的负担。为了防止重病患者不被保险商区别对待、以及健康人群退保的危险，个人强制性条款（personal mandate）又规定要么个人拥有保险，要么就要交罚款。奥医保创立的“交易市场”（Exchange）由于保险公司纷纷退出，价格快速上涨。

《平价医疗法案》又被称作“奥巴马医保”

若经济上的成本仍可以通过拯救人命加以权衡的话，奥巴马与民主党在强推医改过程中消耗的政治资本则永远无法弥补。即便是伊拉克战争这种如今引起大量争议的决策，小布什总统仍然寻求两党共识后才毅然下决定。奥巴马或许也意识到，无数次医改失败（最近的一次就是前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1993年失败的医保提案）的历史提醒他们，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如果错过民主党控制所有联邦政府部门（除了最高法院）的历史时机，奥巴马就再也没有机会创造历史。他的预感似乎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他成功推进医改，但是也耗尽了自己的政治资产，共和党建制派和共和党的草根基层彻底丧失与他合作的意向。这种分裂和愤怒帮助2012年共和党拿下众议院、2014年拿回参众两院，掌握了美国50个州35州的州长职位。新的共和党多数将政治角力从国会山蔓延到整个联邦政府，在新兴草根势力“茶党”的不懈活动下，还险些造成美国国债违约的重大后果。

同性婚姻的浪潮

如果说平价医疗法体现的是奥巴马创造潮流、驯服政治之野心和能力的顶峰，同性婚姻平权问题上，他更多只是轻轻一推。他的表态自然极大地激励了LGBTQ群体，但是最终做出定夺的是保守派与自由派力量相对平衡的最高法院。 美国人对同性婚姻的看法自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就急剧变化。认同并接受同性婚姻的美国人比例稳步上升，50州中的很多州早就先于最高法判决批准了同性婚姻。这是美国保守派和自由派漫长又激烈的“文化战争”中颇具里程碑意义的一件事。他使得保守派认识到，一直以来他们所诉诸的“道德多数”（moral majority）假设可能不再成立。多数美国人不再理所当然地依附于本质上是新教规范的普遍公共规范。

 美国同性婚姻支持者在一次活动中亮出的旗帜

文化保守派（包括但不限于福音派基督徒）必须尝试作为争取公共支持的少数——强大的少数——来争取公共舆论与政策的支持。但奥巴马治下的社会保守主义者，更多在打防卫战。不管是同性婚姻蛋糕事件，还是奥巴马医保中避孕处方，还是围绕“计划生育”项目的争议，保守派愈来愈多诉诸宗教自由理念来捍卫他们的价值观。这使得他们具有更多“认同政治”的色彩，也加剧了当代美国观念与习俗的碎片化。奥巴马不是文化战争的发起者，他甚至也不是一些保守派眼中进步自由主义的先锋人物。他在社会文化领域招致保守派的怨恨，与其说是因为他有格外激进的社会文化立场，不如说是因为总统这个职位，以及整个联邦政府的行政部门，都早已经深深介入了美国的社会文化生活。

经济衰退的飓风

 对奥巴马，乃至任何人来说，2008-2010年间席卷世界的大衰退，都更像是卡特里娜飓风一样的自然灾害。如果说救助自然灾害需要物质上的储备，奥巴马政府、美联储、财政部、还有华尔街，这次调动的就是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储备。本文不对大衰退作详尽分析，但值得指出的一点是：以国会（财政部）的《问题资产纾困法案》（TRAP）还有联储的量化宽松（QE）为代表的应对方案，尽管可以说避免了世界重演1930年代大萧条的全面经济崩溃，但是也造成严重经济和政治后果：一般的民众认为华尔街犯下错误的金融家非但没有入狱，反而获得全体纳税人的帮助；流动性泛滥造成全球利率低企，加速了大企业扩张与并购。更为严苛的管制法案使得美国金融业的合规部门前所未有的壮大。这一切都加剧了横扫大西洋两岸的民粹主义风潮以及对所谓中左和中右建制派精英的反叛。

对经济危机及政府应对措施不满的抗议人群

而假若经济危机是显眼的自然灾害，让美国和世界承受短暂剧烈的冲击与漫长痛苦的恢复，那么，许多不那么显眼的变化就像是地质变迁，在不知不觉中永远重塑了地貌。自动化和全球化的发展导致美国制造业永久丧失大量岗位，移民和生育率的变化让非西班牙裔白人即将成为少数。奥巴马不得不承受技术变迁与文化变迁带来的政治后果，哪怕这些变化与其个人政策关系不大，也非其所能控制。

总统行政令的魔盒

奥巴马的愿望与权柄之间的差距还有更为戏剧性的表达。进步主义者更倾向精英主导，自上而下地理性规划，因此很难心甘情愿地面对美国碎片化的权力制衡带来的政治胶着。美国宪法和政治传统赋予了总统行政命令（Executive Order）这一方便的工具来更加顺畅地实现自己的主张，绕过国会的扯皮与讨价还价。奥巴马广泛运用这一工具扩大了环保局的职权，使环保局对各州工业规制的权力大大扩展。他又在移民改革于国会触礁之后通过行政命令扩大了“童年来美暂缓递解行动”（DACA）。

然而他不再拥有《平价医疗法案》时的运势与政治资本。最高法院4:4（斯卡利亚法官去世）的判决事实上搁浅了他的行政命令。随着特朗普出乎意外的胜利，奥巴马在医疗、教育、移民上勾勒出的进步主义纲领前景无比黑暗。特朗普的环保局长提名，斯科特·普鲁伊特（Scott Pruitt）是俄赫拉荷马州总检察官，在接受提名时正在起诉这个他将要领导的部门滥用职权。或许最能体现进步主义者无奈的是，特朗普支持者不无讽刺地指出：所有奥巴马通过行政命令独断推进的政策，特朗普都可以仅凭行政决策一笔勾销。进步主义者已经在哀嚎“几十年的进步”会“毁于一旦”。

被奥巴马称作“传奇人物”的大法官斯卡利亚于2016年初离世

此刻，我们难以揣测奥巴马明天站在告别演讲的舞台上会作何感受。他还有大把的精力和时间可供使用。他的支持率曾经陷入低谷，却在即将离职时攀上新高。他的许多遗产将会留下长久影响，还有一些将会消逝。但他会作为富兰克林·罗斯福还是吉米·卡特被历史留念，仍然是未定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