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届美国大选中，共和党候选人川普以强硬挑战“政治正确”的姿态横空出世，最终赢得过半的选举人票称为第四十五任美国总统。两党的支持者呈现明显的种族差异。根据CNN的出口民调，63％的白人男性和53%的白人女性把选票投给了川普，而希拉里则在少数族裔群体中大幅领先。

以大陆中国人为主要受众的一部分媒体，包括相当多的自媒体，认为川普的胜利标志了“政治正确”的破产和“常识”的回归；自由派的失败，被归结于“过度的政治正确”。“过度的政治正确”这个词语组合反复出现，俨然成了不证自明的事实。然而事情真的这么简明吗？

和许多重要的政治概念一样，“政治正确”（ political correctness, 口语中经常简称PC）并没有一个举世公认的定义。

在二十世纪早期，英文中的“政治正确”是与共产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多用于描述布尔什维克政党成员对党纲的高度服从。由于英美政治中不存在布尔什维克主义者那样高度强调组织纪律的政党传统，当时的“政治正确”一次多含贬义。在今日中文语境中最相近的表述可能是“路线正确”，而这个词的温度也随着政治气候起起伏伏。

今日英文语境中的“政治正确”一般指向一种由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社会左翼思潮奠定的社会文化规范，其核心诉求在于系统反思传统上被“白人、男性、基督徒、异性恋”主导的种族、性别、宗教惯例，为一般而言居于弱势地位的有色人种、女性、非基督徒和不同性向等各种少数群体发声。这场文化运动在公共生活中留下的印记在九十年代被《纽约时报》概括为“政治正确”。

“政治正确”要求个体避免使用可能冒犯弱势群体的言词，而转用“中立”表述。“政治正确”的伦理基础建立在一个由社会学研究反复揭示的现象上：日常生活中的言语本身具有结构性的制约力量，这种力量比国家垄断的暴力隐蔽得多，但比赤裸的暴力更深刻而广泛地作用于每一个社会人身上。因此，个人消极地运用未经反思的言语可能已经构成实质的歧视。例如，“女生不擅长数学”这个论断被众多老师家长不假思索得使用，使相当多的女生失去信心，早早放弃数学，“女生不擅长数学”变成了实现的预言。

在公共领域推广经过批判、过滤的语言，在自由派看来，本身就是对抗结构性歧视的重要措施之一。“政治正确”的出现有特定的历史背景，并不是所有政治上正确的事都被称为“政治正确”。例如在美国忠于宪法显而易见是正确的，但没有人会称之为“政治正确”。

值得注意的是，英文语境下的“政治正确”几乎和反对声音同时诞生。美国保守主义思想家艾伦·布鲁姆（Allan Bloom）在他那本兼具才气和争议的《美国精神的封闭》一书中疾呼：左翼思潮所强调的多元文化和相对主义实质上阻滞了批判性的思考。这本书出版于1987年，比《纽约时报》更早广泛使用“政治正确”这个词语组合。

吊诡的是，这本书在批判“政治正确”的同时，反而推广了这个表述的使用。对“政治正确”的批评者而言，“政治正确”隐含了“事实不正确”的意思。此外，美国社会文化议题上的保守派的一些专属议题，如持枪权、胎儿生命权（反堕胎）等等，有时候也被称为保守派的“政治正确”。

在西方国家，统治高等教育的文化精英一般属于文化意义上的自由派，与此同时保守派的反对之声从未真正消沉。“政治正确” 同时被价值对立的两群人使用，在何种意义上使用这一表述，已经表露了使用者的价值倾向。

在中文语境中，站在“政治正确”对立面的，往往要求“回归常识”。回归“常识”，首先需要明确何为“常识”。但是真的有不证自明的常识吗？曾几何时，“上帝在七天内创造万物“是基督徒的常识，“白种人的优越性”是十九世纪欧洲人的常识，“天朝上国”是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士大夫群体的“常识”。先验的“常识”在实证意义上恐怕根本不存在，所谓“常识”，不过是生活在某个同质社会的人群在特定历史时期达成的若干“共识”。 当托马斯·潘恩写下《常识》时，他呼唤的不是什么传统理想，而是一种受启蒙运动感召、基于理性主义的新规范。

人类知识和精神的进步，往往意味着既有“常识”的消解。“回归常识”这一口号如果独自存在，不免空洞无物，其最大的价值可能限于呼唤简明、平易、清晰的公共论述。然而，如果需要阐明的事实本质是复杂的，论述的平易与准确多不可兼得，单强调“常识”，不过沦为口号的暴政。 西方自由派并不避讳他们创造“政治正确”是为了改变围绕“白直男”建构的社会，要求用“回归常识”代替“政治正确”的批判者有义务阐明他们所召唤的，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否则“回归常识”四个字可以直接丢进思想垃圾桶。

另一种常见的批评是：“西方社会的政治正确已经过度了”。这种表述首先承认了“政治正确”存在的正当性，否则“过度”应该被“错误”二字代替。问题是，“政治正确”不是一个连续变化的数量状态，而是一个基于西方自由派理想但包容广泛的大杂烩，没有人能列出一个关于“政治正确”的完整清单。

实际上，也很少有人反对“政治正确”试图涵盖的各个方面。例如不少华人移民认为平权法案（affirmation action）造成亚裔学生大学录取分数较高是“政治正确过度”的表现，然而不可用“眯缝眼(slit eyes)”描述东亚裔也是包括在政治正确的篮子中的，恐怕没有华人会对此持有异议。

“过度的政治正确”是一个缺乏操作性的表述。不像“太亮的显示屏”，所有人都知道当显示屏太亮时，对策显然是把它调暗一点。 然而，“过度的政治正确”的反面是什么，往往靠听众的自由心证。把焦点放在“过度的政治正确”上，常常蕴藏着“滑坡谬误”的风险：政治正确篮子中的各种议题被想象成是联动的，一项议题被批判，可能导致另一个议题的退步。就算能证明苹果是烂的，说不定却令梨子被丢掉。

“政治正确”源自社会进步的理想，其合法性和生命力需要公众持续的讨论和参与。但“过度的政治正确”是一个混沌不清的论述框架，“政治正确”不能被打包讨论。有意义的问题包括但不限于：当某一项社会规范被确立为“政治正确”时，背后是否有普世的道德原则作为依据？这项规范的出现具有何种时空背景？经过何种历史路径沿袭至今？其实践是否依赖特定的现实条件，或者曾经受到历史条件的束缚？ 今时今日的现实条件又发生了何种变化？

需要指出，“政治正确”从来不是解决结构性歧视的万灵丹，而只是一道被动的防火墙。一个社会中即使树立了“政治正确”，仍然可能存在真实的结构性歧视，这毫不奇怪，由此不能反推出“政治正确无用”。

最应该警惕的，是这次美国大选中揭示的一个更加严峻的威胁：由于“政治正确”的主要定位是规范公共场合的日常言行，“政治正确”逐渐被许多人误认为一套流于表面的礼仪规范，而忘记了其背后本该具有普遍意义的文明准则。

当川普打着“打破政治正确”的旗帜登上舞台时，他的真实危险程度被严重低估了。他在总统大选电视辩论中公然说出要把对手“送进监狱”、“选输了也不认账”，纵容支持者打出“Trump that bitch”这种极端标语，当选后在闭门新闻会议上斥责记者，他践踏的不仅是作为自由派政治遗产的“政治正确”，而是美国政治经过二百多年发展确立的文明底线！

可叹今天还有人以为他打破的只是“政治正确”这张束缚手脚的紧身衣而已。川普之作为，根本不是什么诉诸“沉默的大多数”，而是挑逗普通人的原始本能：恐惧、仇恨、和对暴力的渴望。

这种把戏在二十世纪中屡见不鲜，在二十一世纪初，我们再次遇到了，在未来的日子里，恐怕还会见到历史反复押着同样的韵脚。